的行为后果，而不是听信史巫占筮出的吉凶说法。这即是对春秋《周易》文书一书最早所做理性的看法。这穆姜(假托穆姜而已)对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元亨利贞”做四德的解释法，可以说是最早从义理上释解春秋《周易》文本的“易学”了。这里的四德解释《周易》，后来确实收进到《易传·文言》文章里。
《左传》里记穆姜是最早把”元亨利贞”以”四德”解释。而后来的《易传·文言》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虽然《易传·文言》面对的是今本《周易》做出的学术，不过无论是春秋《周易》文本，或是今本《周易》，除格式不同外，而文辞内容是一样的。
2、《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属春秋后期，这时的孔子还是小孩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这个时期是理性思潮进一步上升的时期，也是将孕育一个伟大人物成长的时期，也是筮术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时期，也是上层人士理性看待春秋《周易》文本一书，使《周易》恢复义理文本化的时期。这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周易》卦象，应是指解释春秋《周易》文本一书的学术文章，即“大象”。由《左传》来看，早在春秋初期，就有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春秋《周易》文本一书在韩宣子所见“易象”之前，并非是罕见之物。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与“鲁春秋”表现出的惊讶，说明他见到的“易象”并不是指《周易》一书，也不是卜筮的八卦取象；应是以义理解释春秋《周易》文本最早出现的学术文章，即“大象”一文。才会使韩宣子感到惊奇，才会说出：“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无疑把所见到的“易象”与传说中的周公之德，与周人推翻殷纣建立周朝的政治挂起钩来。也说明《易》“象”是讲义理（政治理论）的文章，也无疑的间接的说明《易》是周公之德与周王天下的道理有关，韩宣子决不会认为《易》是一部占筮书，若认为《易》是筮书，就不会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在韩宣子眼里，《易》与《象》都是讲义理的书。
故韩宣子见“易象”而说的话，是间接的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这已是先秦《周易》学术上的义理派的雏形。
3、《左传·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南蒯之将判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我们再看看这段话的译文:“南蒯将要叛变的时候……南蒯不提出所问的事情而占筮，得到《坤》里的以《比》做繇题里的繇辞说，“黄裳元吉”，就认为是大吉大利。把它给子服惠伯看，说：“如果有事情，怎么样？”惠伯说：“我曾经学习过这个，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不然就必定失败。外表强盛内部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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