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篇论说，首先论证了“言、象、意”三者关系，无疑于这三者是个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中有一段话是引用《庄子·外物》里的话进一步说明言与意的关系。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
最后又对那些滥用"象"说卦义的批驳。
总之，王弼并不否定"象"，王弼已然用"象"而释《周易》。
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以“象数”来注释的，所以王弼不可能例外，王弼一样的无法剥离《周易》上的“象数”说。才有了王弼的“象”、“言”、“意”注《周易》的范式化。
王弼以“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虽然所解释的并不符合《周易》文辞内容的思想本义，但毕竟王弼把《周易》作义理而释之，这是很可贵的，可贵之处没有把《周易》看作是卜筮之书，而看作是义理之书。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并没有走出先秦取象义理释《周易》的窠臼，那正是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的影响。已然走的是“象数”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所以才与《周易》的文辞思想不相符。若不能真正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术，就无法真正的认识《周易》一书的思想内涵，而不可能是“忘象得意”。而在“易学”史上又有谁能忘掉那些附加在《周易》里的卦象呢？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学”，所以王弼注《周易》，已然走的是《易传》里“象、彖”注释《周易》的传统，只是排斥以汉象数诸学去注释的那种方法。
我们通过摘自《周易注》一书里王弼所做的注来看，王弼与东汉郑玄、苟爽、虞翻开辟的汉象数新说注释《易》来看，只是谁用的“象数”孰多与孰少之分。后世赞王弼开辟了义理解释《周易》的殊荣过了头，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不外从“阴阳”、“刚柔”、“卦体”、“数位”这些先秦及两汉注释《周易》而产生的“易学”内容中来。从王弼对《坤》里所注来看一样表现的是“天尊地卑”的王权 思想，从一句《周易》文里“黄裳元吉”而发挥出“坤为臣道，美尽天下，夫体天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的这种王权之术。不论这种思想是《文言》里转换而来，还是受到《老子》一文里的思想，但都是王权 里的等级有序、贵贱位列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王弼注《易》开一代新风。无疑是想把《周易》一书从“象数八卦筮术”里夺回来，不让算卦的玷污了神圣的《周易》义理。因为王弼认为《周易》本身是义理之书，才从义理上去注释《周易》，而缺陷的是王弼也不能排除史巫附加到《周易》头上象数卦学，王弼也就以卦象卦学来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思想，这无疑是排击了把《周易》当成筮术的那些做法，是功不可没的。由此我们把王弼注《周易》为区别于汉象数释《周易》的不同，而把王弼标成义理释《周易》者。也正是王弼释《周易》重义理，而轻象数，致力于恢复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可以说王弼是封建帝制时期相对于汉象数义理释《周易》者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义理释《周易》者。故才有了唐朝孔颖达奉旨编疏《周易正义》，自然选中了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孔颖达又进行了疏解。才真正成为儒家经典的注释范本，并成为唐帝国科举考试学子们的教科书。
王弼主张的象意关系，系直接针对汉末易学家以象数解《周易》的思路而发，并对汉象数解《周易》的批驳。王弼所言的“忘象”实为忘掉他认为不属于《周易》体例的象数，如卦气、八宫、纳甲、飞伏、升降、爻辰、卦变、旁通等汉易象数体系。王弼只是一扫汉末象数释《周易》风气，继承的是《易传》里的《彖》、《象》、《文言》那种释《周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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