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中国前后封建时期里”神巫”文化迷信的连续性分不开。对这一问题，正如张光直先生的《考古学专题六讲》里对中西古代文明不同的转变方式，即“连续性”与“突破性”这种历史文化所言那样。
“我们可以看出两大空间的不同方式。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期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考古学专题六讲》张光直著，三联书店出版，2010年1月北京第1版，第18页)
正因神巫文化在世界人类发展史上，都有所表现，但唯有中国前后封建时期里神巫迷信非常强大，并且又是个历久弥坚，可以说中国前后封建时期里，是个”神巫之国”。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对比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还如张光年先生所言:“中国文明是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特殊之一。”
根据张光直先生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考古学专题六讲》第4页）这里的“萨满”就是巫师，那么所谓“萨满式文明”也就是巫术式的文明了。
正是”连续性”与”萨满式”，决定了中国古代神巫文化不间断的衍生着，正与原始的宗教——巫术有关。
“《金枝》一书的作者弗雷泽将人类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巫术，宗教，然后是科学”。（见《宗教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高师宁译2005年版第52页）
“弗雷泽在研究中采用了探求现象变化的历史角度；也就是说，他考察了不同时代的实践活动与风俗习惯。他将巫术的出现置于世界的开端，而宗教的发展则放在其后。宗教一点点地取代了巫术的地位，但是，即使是在技术先进的社会，巫术也不会完全消失”。（《宗教社会学史》（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著第51页）
“巫术也是由信仰与仪式构成的。与宗教一样，巫术也有自己的神话和教义，不过这些神话与教义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许是因为巫术追求技术与功利的目标，因而它不在纯粹的沉思中浪费时间。巫术也有自己的庆典，祭祀，祈祷，吟唱和舞蹈。巫师乞求的那些存在物和他调动的力量，不仅与宗教诉诸的力量的性质相同，而且它们往往就是同一种力量。在原始的社会中，死者的灵魂大体上就是神圣物和宗教仪式的对象，然而与此同时，它们又在巫术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在美拉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古代希腊与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中，死者的灵魂，骨骸和毛发，都是巫师经常使用的法器。”（杜尔凯姆转自《宗教社会学史》第80页）
西方学者把“巫术”放在人类进化的初端，应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作为中国史前同样最先是巫术文化（或称原始宗教）的产生。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都有一定的形式；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万物有灵的观念是处于人类发展非常低级阶段的部落的特征”。这样的宗教形式几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存在过。不同民族的古老的神话有着相同或者类似的构成元素。人类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的旧石器时代，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一般以氏族为单位进行。中国氏族社会的文化遗存遍布南北各地。这个时期人类社会的原始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
在远古时代里中国人在原始宗教习俗方面与世界各地居民没有什么特殊。世界各地所有原始宗教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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