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所选的诗大约上至周初下至春秋中期。事实上中国的诗歌产生的很早。原始的诗歌应该伴随着原始的自然语言同时产生。远远早于中国的那一部诗集——《诗》里的诗作，只是没有保留下来而已。但《诗》里收集的一些诗已早于《周易》几百年前就产生了，这说明中国哲学诞生之前，先民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文化形态是诗歌。诗无疑是原始先民表述情感与思想的文化方式，东西方都走过了这一历史时段。维柯（也有用“维科”）曾将世界历史区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时期。这种“三个时期”的划分，更适合希腊文明历史形态，并不是全世界的发展模式。虽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质的新的科学原则》，也并不能代表是个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但维柯的“三个时代”的划分中的三种语言中的神的时代的语言（各民族用的是同一种哑口无声的语言，使用一些符号和实物）；英雄们时代的语言（是英雄徽志，或是些类似，比较，意象，隐喻和自然描绘），可能符合埃及，希腊，中国，印度四个文明古国的古代历史文化形态。维柯《新科学》的三段历史分期法，应是从古希腊历史那里总结出来的。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时代有三种本性和制度。神的时代其中诸异教民族相信他们在神的统治下生活，神通过预兆和神谕来向他们指挥一切，预兆神谕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英雄时代有英雄们结成贵族政体。并由此实行统治，因为他们认为比平民有某种自然的优越性。人的时代，一切人都继承自己在人性上是平等的，因此首次建立了一种民众（或民主）的政体。这“三个时代”里的“三种制度”，应是维柯从希腊文明描摹来的。
“神的时代”本性和制度具有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初期的普遍性。“英雄时代”的本性和制度并不是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贵族政体。但维柯阐述的三个时代中的神的时代和英雄时代里的语言，确实能够代表中国古代语言的特征。
维柯的理论中有一个重的概念，即“诗性智慧”。维柯的文化溯源研究表明，人类的先民凭诗性活动发生了创造活动。维柯所论述的诗性智慧的特点：一是感官色彩强烈，而是以己度物，二是想象的类概念，这简直是针对中国古代人们的认知方法的总结。
从维柯的理论来参照我们的历史，不难发现三代（即夏、商、西周）处于神的时代，这是符合维科“神的时代”的划分。对于神的时代里的本性和制度，夏、商、西周确实存在多神的统治下生活。预兆神谕(占卜只是一项内容)成为制度，到春秋战国时期，结束了神的时代，但似乎并不是进入维柯所谓的“英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英雄们结成贵族政体，而是西周血缘贵族分疆而治的政体。虽然春秋战国不符合维柯阐述的“神的时代”，尔后是英雄们掌权的时代特征，但春秋战国时期倒是符合维柯阐述的英雄时代里语言手段。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周易》哲学及其先秦诸子哲学所用的语言手段。若把先秦的诸子学说里出现的“圣人”类比“英雄们掌权”可以的话，那么中国从神的时代进入理想“准英雄”（圣人）统治的时代，这就不难理解春秋战国诸子所用的语言手段里的那种“意象”，“隐喻”，“类比”，“类似”等诗性智慧去认知世界。
若把中国古代文明（秦统一以前）与希腊文明比较，也有相似之处，都从神的时代度过。希腊从神的时代里经过荷马（英雄时代）时代，才进入不完全的英雄时代与不完全的人的时代，即兼和时代。就是说希腊从荷马时代进入城邦共和时期，既是贵族结成的政体，又体现了民主的政体。
而中国的古代时期也是从神的时代度过中出现了诗，也出现了史诗，虽然不能与希腊的荷马史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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