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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大发现》(八十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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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但都出现了“诗”,可以说都是在“诗”后进入“轴心时期”的,这一点又是相似的。中国在“诗”出现后,才出现《周易》哲学,并开启了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希腊在荷马时代后,同时进入“轴心时期”并掀起了一场“精神运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符合古代东西两大理性文化发源地的特征。东西方那场“精神运动”都是突破“神的时代”进入理性的时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东西方那场“精神运动”里的哲人们在认知世界的“语言手段”却不相同,故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成因,不是本处讨论的内容。我们通过以上维柯和雅斯贝斯的理论,意在说明希腊与中国虽然都是在“诗”后诞生了哲学,两地都是突破“神的时代”进入理性的时代,但两地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同,而且所运用的“语言手段”及其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古典哲学继承了“诗”的“语言手段,即“诗性智慧”。而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却对“诗”与“诗人”进行了批判,而中国恰恰相反,不但承继了“诗性智慧”,而且还推崇“诗性智慧”(孔子就是推崇发扬“诗性”理论学说第一人)。中国的第一部哲学,即《周易》哲学则是很好的例子,《周易》哲学的“语言手法”,无不体现的是“诗性智慧”。???故《周易》政治哲学一书写作上鲜明的比喻特色,所运用的比喻说理方法,正是中国古代那个特定历史时空下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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