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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认为是西方常见的一般学说，只能是欧州文明演讲的一般路径。而西方学者认为文明演进所造成变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属于“结果”。而是这些“结果”的表现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脱离了野蛮时代。但我们可顺着这些观点来解读导致中国古代文化“连续性”的主要因素。我们既要从这些“结果”来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变化情况，也要追溯造成这些“结果”的成因。
那么，我们所要探讨这些“结果”（即生产工具、文字、城市、亲缘与地缘团体等）及造成这些“结果”变化与不变的成因与思维方式的关系。
因为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思维方式是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环境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也就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揭示了东西民族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也就揭示了东西思维方式差异的成因。不去揭示传统文化的成因，也就无法知晓思维方式的成因。
我们先从东西文化演进上进行对比，看两地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主要表现在文字，城市，生产工具，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差异，即以希腊文明来进行对比，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之源。
张光直先生在《考古学专题六讲》里也曾分别从生产工具，城市，文字，意识形态上简单的举例说明中国文明产生之后所延续“野蛮时代”的文化成分。张先生通过举例，最后总结中国古代文明是萨满式的文明，其结果：“中国古代由野蛮进入文明过程的主要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的变化，则是次要的。”此种说法，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沿着张先生的举例做进一步的解读，即通过参照西方古代文明产生过程来对比分析“连续性”与“突破性”的背后成因。
从“生产工具”上张光直举例说：“最重要的延续是生产工具。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生，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石，木，骨，蚌仍是生产工具主要的原料。青铜在这个文明社会中主要用途不是制造生产工具，而是制造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器物。《左传》里有句名言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青铜的使用就是围绕这类＂国之大事＂而展开的。用于祭祀的是大量青铜礼器，用于军事的就是各种兵器。这样，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中国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延续是相当明显的。”（《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1页）
通过张光直先生的阐述，确实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里，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变化。
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考古上根据人类使用工具质料的不同，分成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石器时代又分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时代。大约1万年前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也是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新石器的标志是人们使用磨制石器，磨制石器伴随着定居，房屋建筑，制陶和原始农业的出现。我国的“仰韶文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应该是四千年前后开始，即青铜使用到生产工具上。
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各种青铜生产工具，包括了木器加工的斧，锛，凿，用于渔猎的鱼钩，箭头及各种刀具等。
到商代青铜器才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然而商代青铜器的利用主要是基于商王室和各级贵族的宗教祭祀，政治礼仪和军事方面的需要。商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蚌器，骨器，木器等。考古发掘所见，以石，蚌，骨器居多。推测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还大量使用木质的农具（因为木质农具，很难保存，故考古上很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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