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说，一个在中国居住，头脑灵活的外国人一旦同中国人混熟了，那么不久后他就会感到，迷信在这个帝国中就像天空中布满的蜘蛛网一样。他整日都被困在这些蛛网里，跌来撞去，虽然有时他会感到一丝乐趣，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会感到非常烦恼，无所适从。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迷信观念绝不是蜘蛛吐出的丝，而是坚不可摧的钢线。”（《中国人的德性》[美]切斯特·何尔康比著王剑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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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非常迷信，是人共所知的。就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迷信已然像幽灵一般，使中国人挥之不去。为何原始的宗教信仰，却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得到如此有效的延续。用张光直先生的话说，就是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的连续性，而不曾发生断裂。
“中国宗教”保持着原始宗教的连续性，为何是这样呢？我们先秦不是也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么？按照雅斯贝斯所论，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的人类文明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历史轴心时期。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在所有地方，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德]卡尔·雅斯贝斯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第13页第14页）
确实临近公元元年时的前几百年里，东西出现了一场“精神运动”，即雅斯贝斯所说“轴心期”成为东西方两个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那场精神运动成为西方文化之源。而中国先秦诸子思想对后世的中国文化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都称谓一场“精神运动”，但结果却是同途殊归。两地完全走向了不同的制度形态。
按张光直的观点比较准确的揭示东西文化特征。即东西文化表现的是：一个是“突破性”，而另一个则是“连续性”。既然东方的中国是个连续性的文化，那么先秦那场“精神运动”似乎没有起多大作用。东方的“轴心期”并没有结束几千年的古代文明，而是延续了古代文明。
虽然张光直所讲的“连续性”与“突破性”的观点，似乎单指的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期的东西文化特征。但这个观点完全适应中国古代社会，即先秦到清朝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化却保持着“连续性”。而西方自古希腊城邦时期，到欧洲的中世纪里的封建领主制，再到近代的资本主义，其文化却是个不断的“突破”。若不“突破”，岂不还保持着城邦奴隶制么？何来的封建到资本主义社会呢？但却不可低估“轴心时期”东西方出现的那场“精神运动”。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后，“帝国完成了统一后，完全独立的思想家就不曾再出现过”。中国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倒是推波助澜专制帝国制度的形成。这是先秦诸子的作用，也是必然的归宿。而古希腊的那场“精神运动”，也并没有阻止着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出现。欧洲中世纪并没有沿着古希腊文明发展下去，而是断裂与突破。但却是值得肯定的是，西方文化自“轴心时期”后，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而“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即古希腊时期的那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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